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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国人娱乐项目相对匮乏，样板戏一度成为时代的象征，诸如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海港》等作品盛行一时，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文化生活。谈及样板戏的辉煌发展，少不了一个名字——于会泳。他巧妙地将传统京剧的伴奏与西洋乐器相结合，他的文艺创作才华备受推崇，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。
然而，尽管曾有过辉煌的成就，于会泳的晚年却并不顺利。他曾凭借他人的提携，顺利晋升为文化部部长。可因为一些政治上的牵连，在大运动后，于会泳遭遇了严重的审查与隔离。最终，1977年，他以一种悲痛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成为那四位被“粉碎”的干部中唯一自尽的部级官员。1983年，他的职务被追除，党籍被开除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于会泳于1926年出生在山东威海，尽管家境贫困，父母依然拼尽全力供他读书。高小毕业后，他选择留在家乡做小学教师。那时，谁也没想到，这位年轻的教师，最终能跻身中央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。
从小对音乐充满热爱，于会泳在天赋上也并不逊色。对乐理知识十分敏感，传统乐器一学就会。1946年5月，他顺利考入了胶东文工团，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事业。几年来，他几乎将音乐剧的编排、导演、演出等各个方面都摸得清清楚楚。除此之外，于会泳还积极走访各地，收集整理民间歌曲，并将其编辑成《胶东民歌集》，这对当地的文化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。
展开剩余77%1949年8月，组织注意到了于会泳的才华，将他引荐至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。凭借出色的成绩，他顺利毕业后留校，担任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的创作组长。就在这一阶段，他得到了音乐大师贺绿汀的提携与支持，两人形成了深厚的师生情谊。
于会泳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，他非常重视中国民间音乐，并且深入了解民众喜好。他创作的《夸女婿》每次上演，总能引发工农百姓的热烈反响，成为广受欢迎的作品。然而，尽管才华横溢，于会泳却在某些方面有所偏执。特别是在与他人合作创作时，凡是署名的机会，他都会将自己的名字置于最显眼的位置，甚至不顾自己在创作中的实际贡献。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被提倡，1958年，他因此遭遇了批评，并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。
那段沉闷的日子里，于会泳对政治产生了畏惧，心情消沉，但幸得贺绿汀常常写信安慰他，并力荐他的作品。渐渐地，更多的活动开始邀请他参与，这让他逐步走出了困境。
1963年，文艺界开始推进中国传统戏曲的现代化改革，而于会泳恰巧在这方面拥有深入的研究。他撰写了两万多字的长篇文章，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激起了业内的巨大反响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江某——一位在北京同样热衷于音乐的文化名人，对于会泳的学识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开始四处打听他的背景。上海文化局意识到形势的重要性，决定将于会泳借调至上海京剧院，参与《海港》的音乐创作。
1965年，江某再次看到于会泳关于乐理的文章，深感这是一位难得的人才，于是她亲自安排他参与了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创作工作。那时，于会泳废寝忘食，全身心投入，甚至因过度劳累导致嗓音沙哑。最终，《智取威虎山》取得了巨大成功，而于会泳也接连创作了《龙江颂》、《杜鹃山》、《乱云飞》等诸多优秀作品。由于他在样板戏中的卓越贡献，时人将他视为样板戏三大巨头之一。
然而，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，于会泳却未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开始逐渐涉足政治。也许他感到有些无奈，毕竟正是江某的赏识才让他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。而一旦置身其中，想要脱身就变得异常困难。
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于会泳曾经保护过浩然、汪曾祺等人，也试图保护恩师贺绿汀，但由于贺绿汀成为了上级点名批判的对象，于会泳无能为力。更糟糕的是，在批判会上，他被要求发言，最后只能说出一些违心的话。可以看出，于会泳并不是一个能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人，甚至在面对恩师时，他都无法坚持自己的立场。
担任上海文化局党委书记后，于会泳参与了一些迫害无辜的行动，借此获得了上级的认可与职位提升。1975年，他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。当时，江某曾公开表示，未来会将他提拔为副总理。然而，命运的安排却出人意料——在江某等人被抓捕后，于会泳因为与他们的密切关系也遭到隔离审查。起初，他非常配合，写下了17万字的交代材料，并以为自己很快就能被释放。
然而，事实证明，他的期望是错误的。审查过程异常漫长，且责任远比他想象的更大。曾经高高在上的部长，突然沦为阶下囚，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无比痛苦。1977年8月31日的深夜，他在绝望中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最后，他吞下大量高浓度的洗厕液，最终因内脏严重损坏而无法抢救。当人们发现时，他已经不再有任何生还的机会。这一刻，他肯定经历了极大的身心煎熬，令人不禁为他的人生感到深深的惋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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